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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人.都活在執念的黑暗裡.看不清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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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法-Ethical Dilemma in Stem Cell Research?

Ethical Dilemma in Stem Cell Research?

       在面對胚胎幹細胞的研究時,我們面臨了很多的問題與衝擊,有技術上的缺陷、道德倫常上的斷層、宗教與傳統的衝擊,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人類在面對未知的事物時,常會產生一種恐懼與排斥的心理,甚至產生某些無謂之聯想,我們可以把幹細胞研究所遇到的阻力歸咎於對於胚胎幹細胞的認識與認知上的缺乏和觀念上的錯誤。

       在胚胎幹細胞上的研究所遇到的阻力與衝擊,與一些迷思和錯誤的觀念和個人偏見推論有關,就如同我們在「器官移植」上所遇到的困境與反對意見,其中一個嚴重錯誤的觀念就是認為宗教會因為其教義衝突而禁止器官捐贈與移植,然則事實上,所有的主要宗教流派,包括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回教、猶太教等,都認為捐贈器官是一種功德。曾有學者引用《可蘭經》的一段經文:「凡拯救一人的性命,等於拯救所有人類的性命。」來鼓勵回教教徒投入器官捐贈的善行;我本身是基督教徒,在訪問過部分的教友與教會的長老和牧師後,可以歸納出一個基本信條:「分享生命是基督教的基本信念,由此可知,捐贈器官是一種崇高的行為」從以上的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其實所有的宗教都強調慈悲為懷,主張將自己的所有之物奉獻,包括身上的器官,甚至是所謂的胚胎幹細胞,因此其實在宗教的教義上,某些善念的實施是與專家提出所謂的倫常衝擊不牴觸的,這也可以套用在多數人對於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錯誤概念上,如同Hans-Martin Sass在Ethical Dilemma in Stem Cell Research文中指出以胚胎幹細胞研究去醫治與幫助社會中苦於遺傳疾病病患的「善念」在各家宗教助人為善的宗旨看來是相容且合理的。

       當胚胎研究的可行性成為法律上的問題,如同Richard D. Schwartz所說的,法律在面對許多現今科學知識上的新生事物會遭遇到很多的阻力,像是無知與專業的僵化,因為現有的法律沒有規定,一旦沒有法條作為依據,人類在思考與判斷上似乎就會茫然不知所從,進而產生許多不切實際的假設,因此在修法以順應現代科學時,很難去區分法律上可辯護的基礎。法律可以利用其他領域的專家提供特定的事實資訊,但是也因此造成了意見不同的情況,法律與科學上其中的差異性不僅反映了科學知識的模糊與限制,也指出了決議中考量的關連性。

       現今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問題就在於,許多學者所預設的困境問題其科學根據並不明確,造成了一種預設假困境的謬誤,利用許多專有名詞與專業術語來使其言論令人無法理解進而產生說服力,然則事實上真的如此嗎?其實有部份是有待商榷的,這也是現今胚胎研究議題中所面臨最大的問題。然而,胚胎幹細胞研究無疑是一種趨勢,因為胚胎幹細胞的特殊性質使得對胚胎研究有需求的人數將會越來越多,而胚胎幹細胞研究所提供的貢獻也將使得我們對其研究成果日漸依賴。所以在探討生物科技之社會議題時,如果為了觀察科技上的風險而由科技對於法律制度或社會面的衝擊議題正面切入,不但可能因過度聚焦在科技風險的負面影響,而忽略了其正面效益;且更可能為求彰顯科技的負面作用,而刻意透過科學神話或科幻電影情節設計或假想出生物科技的社會風險型態,而造成不必要的誤導。這樣假設性且無實際科學根據的衝擊性論點,非但不能客觀地呈現出胚胎研究的社會風險與倫理衝擊,反而可能產生模糊焦點的情形,引導社會大眾以莫須有的恐懼心態,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產生不當的情緒性反應,進而影響價值判斷的理性與正確性。

       以人類理性自利的觀點來看,提出反對胚胎研究的學者與權威,幾乎皆為生活正常且幸福的人,他們自然無法去體會那些苦受遺傳疾病之害的病患心情,以如此不同等的立場來做思考,那麼他們所提出的一些道德理念是否將成為一種空喊的口號呢?那麼就如同Ehrlich的觀察,在特定的架構中,習俗在個別的個案中是具決定性的,特別是在對於法律的解釋有不同的意見或新的發展尚未為正式的法律所規範時。現今那些對胚胎幹細胞研究有迫切需求的人多為社會中的弱勢族群,那麼所謂針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討論,身為主角但是卻是社會中的少數的他們,微弱的聲音又在哪裡呢?若是有一天我們人類身處的環境轉變了,當大多數的一般人都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成果感到如同飢渴般的需要,那些富有所謂的正義感與道德底限的衛道人士,他們是否也將成為那些支持胚胎幹細胞研究的人呢?就像Bohannan在其雙重公共制度觀念中所提示的,公共意見引導法律的傾向並不表示習俗在形成法律時扮演重要的角色,多數民眾的意識和立場是隨著學者與專家的論點而左右搖擺的,因為城市地區太多樣,在城市地區公共意見引導法律是很少,因此以民眾的意見做為支持或反對胚胎幹細胞研究是在法律上是不理智也不符合效益的。

       若是用這種觀點來思考,現今許多反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衛道人士所堅持的某種正義感,對於那些需要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病患顯然是不公平的,我們擅自強用一種大眾既定的價值觀來塑成一種大多數人認定之所謂的正義來忽視少數人的迫切需求,無疑是一種民主的多數暴力,不僅僅剝奪了弱勢者的生存空間,更抹殺了其求生存的機會。法律在科學領域中比在傳統的社會學領域裡需要更多的寬容,因為科技中有著太多的變數與未知,過度嚴苛的要求只會造成反效果甚至把人逼上絕路,我們需要的是在一個既定的標準之下,有所保留地發展,而非全盤的否定。因此我們在面對胚胎的研究同時也需要考量到生醫研究人員與醫生的立場,經由溝通與協調去將真正會面臨的迫切問題釐清,胚胎幹細胞的研究並不代表了打開了人類複製的大門,由於胚胎幹細胞可以分化為其他體細胞的特性將可以修補某些疾病患者不健全的細胞,進而拯救其垂危的性命,然則胚胎幹細胞的研究並不等同於人類個體的複製,這是許多保守人士團體必須釐清的科技概念。

       我們可以發現為了醫療用途,允許胚胎幹細胞實驗的根本倫理考量,在於「胚胎算不算是一個人?」進而去探討「胚胎是否應受到符合人性尊嚴的對待?」事實上,現代科學證實精卵融合的剎那,即是一個新的、獨立人類生命的開始。然則在法律上胚胎是否應該算是一個人而應受到保護進而去禁止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呢?我個人是否認的,一個生命的存在不僅僅只有其身體,更包含了他的生存價值,因為胚胎不具有個體性 ,也不具備理性 ,因此不具有道德位格。如果不能發展出大腦及其神經系統的胚胎如何可被視作是人,那麼在人類之外,許多其他的生物體,其實都可被視為是具有位格者,那麼人類又為什麼可以根據自我的好惡去強迫像是狗、牛豬等物種繁殖,以滿足自我的食慾和娛樂,這無非也是另一種對生命的褻瀆,每一個人都需要藉由飲食來達到身體的健康,人類又是以耕種和畜牧這種生命培育的方式來獲得食物,如果以尊重生命的角度,難不成因為基於對於生命的尊重,我們就都不要吃飯了,只能靜靜等待自然中的物種成長和生育,而讓全球瀕臨爆炸的人口陷於飢餓的苦難中嗎?

       又者,人類為了試管嬰兒就可以犧牲胚胎,為了維護個人自主選擇權就可以墮掉胎兒的墮胎合法化,若延續胚胎具有生命的概念,則這些現存於人類社會中的現象又算是什麼?胚胎幹細胞的改變若稱為違反自然,對抗疾病、基因工程的研究是否有繼續下去的必要?從極端的角度而言,利用醫學的力量延長壽命是否也是一種違反自然的作法?

       最後我們可以回歸到前面所提到的主題,就是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需求性,因為人性就如同經濟學中的理論所講的,人是理性自利的動物,人類會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做出最適當也最有效率的選擇,如果今天一個反對胚胎幹細胞的人士,他的家裡有遺傳疾病的小孩需要治療,藉由胚胎幹細胞的研究成果可以全然地治癒他的孩子或是他自己本身,那麼他是否還會有如現今的立場在反對幹細胞的研究呢?以Ehrlich所提出的living law的觀念,法律代表了多數人的觀念共識,因此遵守法律就是符合社會公正之觀念,也因此可以作出正確的選擇,對自己和對別人都有好處。當胚胎幹細胞研究成為一種全球化的趨勢時,它的正面效應遠遠超過其負面風險的考量,我們並無法去遏阻胚胎幹細胞的持續發展,然而如同Ehrlich所說的:「道德可以去影響法律。」對於胚它幹細胞研究所面臨的各方問題,我們只有藉由各方不斷的討論,去使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規範和定義之內在更加和諧,由道德的觀點去支持幹細胞研究的法律,但是法律要透過有意義的對話延續下去發展,而非用各種對於科技一知半解的錯誤假設去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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